2016年6月14日《光明日报》第9版刊发宝盈娱乐app杜建录教授文章《其言已逝 其学不绝 ——西夏学的传承与创新》一文。文章回顾了百年西夏学历程和教育部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意义，展望了“十三五”西夏学，指出大数据、大型著作《西夏通志》编纂、国家战略背景下的国际合作交流是今后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重要抓手。《光明网》《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民族宗教网》等媒体相继进行了转载报道。

其言已逝 其学不绝——西夏学的传承与创新

杜建录

西夏，是我国历史上曾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同时存在的封建政权，立国长达190年，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由于实物损毁、资料散失、史书缺载，渐渐不为人知。西夏学，因为研究的人少，而能够辨认神秘的西夏文字的人更少，也曾经被称为“绝学”。  

我国学者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首推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父子。1918年和1924年，罗振玉和罗福成先后两次刊印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这部夏汉对音对义字书的面世，使西夏文字进一步释读成为可能，从而推动了西夏文献研究的展开。继罗氏父子之后的王静如，在20世纪30年代初相继发表《西夏研究》1～3辑，内容涉及西夏历史文献与语言文字。1932年，为纪念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献的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刊出西夏研究专号，由中、苏、日三国专家共同撰稿。

20世纪20、30年代，罗振玉、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等和外国学者一起，共同把西夏学研究推向新阶段。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一时期的西夏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的整理和文字释读上。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西夏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60年代，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着手招收研究生，吴天墀开始西夏史研究，他们对西夏文字和西夏历史研究的开拓功不可没，影响着几代学人。70年代，随着西夏陵的考古发掘，研究队伍不断壮大，除史金波、李范文、白滨、陈炳应、周伟洲等中年专家外，吴峰云、聂鸿音等一批青年学者也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整理文物，考释文献，研究语言，调查遗民，探讨历史，西夏学从早期的黑水城文献整理与西夏文字释读，拓展成对党项民族及西夏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宗教、考古、文献、文物、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社会风俗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义上的西夏学已经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西夏文物》等大型文献文物丛书的出版，西夏学逐渐由冷变热，相关高校和研究单位相继招收西夏研究方向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研究西夏的队伍进一步壮大。但长期以来，西夏学一直属于科研项目，尚未上升到有组织有目的的学科建设，直到2001年宝盈娱乐app西夏学研究中心（后更名西夏学研究院）被教育部批准为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后，才开始有组织、有目标的进行学科建设。在教育部和自治区的支持下，由西夏学研究院牵头承担“211工程”学科建设项目和“中央提升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项目，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权，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授权，2011年批准建设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010年批准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西夏学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把西夏文列入“绝学”，重点进行建设，2005年宁夏社会科学院把西夏学列入院重点学科，北方民族大学也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从2011年至今，宝盈娱乐app西夏学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在银川连续举办四届西夏文研修班，由西夏学专家史金波授课。

经过15年的建设，由重点研究基地负责的学科已经搭建起来，教育部不失时机地提出，“十三五”期间基地建设由学科导向转向问题导向，大数据建设、大型历史著作《西夏通志》编纂、国家视域下的国际合作交流，成为“十三五”西夏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重要任务，我国西夏学就是在这种绵延不断的传承和创新中发展着。

如今，西夏学已经由原来的“绝学”变成一门广受关注的“国际显学”。

（作者系宝盈娱乐app西夏学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文链接：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6-06/14/nw.D110000gmrb_20160614_6-09.htm